如何评价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

谢邀,我觉得这类问题就是如何评价*****的问题都很不好回答,因为要么写成生平梗概,要么写成大字报。

所以我觉得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客观的是从这个人出发。也就是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他在这样的年代作了什么追求了什么。这些构成了这个人主观的和客观的两个方面。

我觉得这幅晚期的梅特涅像虽然颜值不如另一幅更出名的画,但是更好的体现了他的精神,一个温和开明,机会主义的贵族。

就梅特涅而言,他出生在1773年,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是在路易十五执政的最后一年出生的,在神圣罗马帝国而言他是利奥波德二世皇帝统治的中后期出生的。他比他的恩主弗朗茨二世皇帝小5岁,比瘸子塔列朗小19岁,比拿破仑小4岁,比他最猛烈的抨击者海涅大24岁,而德意志文学的圣诞老人歌德比他们所有人都大,歌德是1749年的,席勒是1759年的。

基于这一点我们大体就可以知道梅特涅的时代了,就全欧洲而言他出生在大革命之前旧制度的最后时光里,就德意志而言,他的童年是魏玛时期的一部分,德意志从三十年战争的苦难当中恢复过来,其文学、音乐和艺术正在重振。但是就政治而言德意志马上就要被法国革命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所震撼,并且进入一个翻天覆地的时期。

梅特涅出生在科布伦茨的一个贵族家庭,这就明了他的社会角色。他和斯泰因男爵不一样,斯泰因男爵出生在一个帝国骑士家庭,这就让他有一种强烈的德意志帝国的爱国心,而梅特涅不是这样的,他出生在一个为选侯们服务的帝国西部的,并不直属帝国的贵族家庭,他父亲是比较典型的十八世纪的公子哥式贵族,浮夸、挥金如土、而且轻浮,从特里尔选侯驻维也纳代表一路赶到维也纳驻特里尔选侯邦代表。

从精神气质上说梅特涅是比较典型的路易十五时代的人,不相信感情,推崇理性,他从方法上是伏尔泰式的,对宗教没有本能的敬畏,认为感情是一种病,反对意气用事。对国家、政府、民族、人民都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推崇策略,相信普遍规律,厌恶而且不相信特殊性。他受的是传统的贵族人文主义教育,因此对罗马文明有一种当时普遍的崇拜之心,这种崇拜带来他对普世帝国的信念和支持,导致他对民族主义没有热情也没有同情。

梅特涅从神经上到立场上都推崇一个强大的、开明的、普世的政府,他本质上也是启蒙派,相信理性的普遍性。只不过他是一个伏尔泰式的保守主义者,也就是他强调政府作为传统的一面,虽然他并不相信君权神授,但他认为君主制是最符合理性的制度。

然后我们谈谈梅特涅的权力,梅特涅是奥地利外交官的儿子,同时又是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首相考尼茨伯爵的孙女婿,所以他走的实际上是比较典型的贵族外交官的道路,在法国大使任上他开始推动哈布斯堡和拿破仑的和解,当然不能否认他在奥地利的反拿破仑起义当中是站在支持的一边的,但是当瓦格拉姆战役失败以后,他反而因为之前的对拿破仑妥协政策而迅速高升,成为外交大臣。梅特涅评价很多人把他和黎塞留红衣主教比,他也确实有很多和黎塞留相似的地方,但是就其权利而言他是不如黎塞留的。黎塞留和路易十三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决策集团,但是梅特涅对他的弗兰茨皇帝从来没有这样的影响力,黎塞留是不屑于管理财政,而梅特涅实际上对帝国财政没有多少发言权,不但如此帝国财政大臣一直都是梅特涅的主要批评者和反对者。在帝国国务会议上哈布斯堡的大公们、其他大臣都有很强大的发言权,梅特涅的力量主要限制在外交领域。因为外交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因此他就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对皇帝汇报并得到皇帝的批准,同时弗兰茨二世皇帝对他是比较信任的,所以他不但因为外交优先的传统而得到了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而且在外交领域确实掌握了比较强的影响力。

理解了梅特涅的性格、理想和实力,还有他所处的时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梅特涅的政策了。梅特涅的政策说到底就是机会主义的。他本人实际上认为拿破仑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当西班牙战争拖住拿破仑,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奥地利军队准备在德意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起义的时候,他觉得这件事是可以干的,于是他也支持了这个计划,而当这个计划失败的时候,他马上又转回去采取对拿破仑的妥协政策。如果不是一个伏尔泰主义者是做不到这快的转弯的。而当俄国军队进入普鲁士领土普鲁士转而参加反拿破仑阵营的时候,梅特涅又可以让他的皇帝反对皇帝的女婿。1813年在向拿破仑递交最后通牒的时候,他留下了他这辈子上述几句豪言壮语,当拿破仑对他持续的指责谩骂之后,最后疲惫的拿破仑威胁说“你别忘了1812年战争死的主要是德意志人”,这时梅特涅回答“陛下别忘了我也是德意志人”。这可能是梅特涅一生中最民族主义的时刻。

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的路线是饱受拿破仑战争破坏的奥地利能采取的唯一措施,那就是拖延。奥地利承受了拿破仑战争最大的打击。因此也最虚弱,而普鲁士此时高唱爱国口号,主张恢复德意志帝国,甚至恢复帝国骑士领地。而梅特涅并不希望解决德意志问题,也不希望解决意大利问题。因为无论在德意志还是意大利,哈布斯堡都有巨大的利益,但是无论是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还是统一的意大利都不可能被至于哈布斯堡的统治之下,即使被授予这样的统治权也不可能不受到挑战。所以梅特涅利用了小邦谋求独立的要求,联合他们支持自己,最终在意大利维持了小邦分治的局面,同时组织了德意志邦联,在这个架构之下德意志国家统一被拖延,留待奥地利有力量参与的时候再解决。

为什么说梅特涅只是在拖延并且把德意志问题留待日后解决,而是根本无视德意志问题,是因为梅特涅实际上在授予普鲁士莱茵卫兵的时候,是同样主张奥地利也成为莱茵卫兵的,他主张把萨尔茨堡给予巴伐利亚而交换莱茵-巴拉丁,因此保证奥地利在南德意志的霸权。但是遭到了奥地利军队的坚决反对,皇帝表示如果梅特涅坚持就只能解除梅特涅的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梅特涅实际上也有一种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服从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他和俾斯麦是一样的,俾斯麦同样有一种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从属于普鲁士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

同样的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梅特涅的改革计划被他的皇帝锁在抽屉里十几年而不闻不问,因为梅特涅只是皇帝的大臣之一,而不是皇帝的宰相,在维也纳有太多的人反对梅特涅,他们比梅特涅更保守,或者更进步,都不支持他的政策。

1815-1848年之间被叫做复辟时期,或者三月前,这个时代在德意志被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梅特涅个人色彩。在这个时期维也纳会议的两大原则,“正统”和“均势”支配者欧洲,前者来自瘸子塔列朗,其结果是神圣同盟,后者来自梅特涅其结果是“维也纳体系”。但真正发挥作用最大作用的其实是“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在这个阶段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梅特涅实际上是缺乏力量的。

这个时期里德意志统一事业取得的最大成实际上是普鲁士绕过德意志邦联架构组织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但是梅特涅实际上无法左右奥地利的财政政策,而且奥地利因为有自己的内部市场,对德意志的经济一体化也不感兴趣,这就决定了在反对普鲁士的关税同盟的问题上梅特涅没有能力采取一种积极的政策。他能做的只是紧紧的依靠德意志各邦君主,满足他们的利益,同时让奥地利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维持自己在德意志的影响。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说,

把这里讽刺挖苦的内容去掉,基本上就可以概括梅特涅在三月前的统治了,由于他无法左右帝国的财政政策,对皇家军队也无能为力,对匈牙利和帝国的政治改革也没什么影响的情况下,他在他德意志和欧洲能做的非常有限,他只能通过满足那些求助于奥地利的君主们的要求来显示奥地利的威望和影响,因此他只能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梅特涅的卡尔斯巴德也好对革命的干预也好,在干预的问题上梅特涅甚至越过了邦联的基本法,都只是奥地利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保住自己权力的配合和支持而已。

梅特涅在流亡英国期间曾经对英国人谈论过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他言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谈到的那个正在熄灭的“拉丁文明之火”。那是正在被民族主义狂潮所吞没的罗马的普世帝国理想。

梅特涅是一个精神上比较开明,思想上对一切都缺乏敬畏,不相信不辩自明的真理的人。他从个人立场上支持哈布斯堡君主国,并且希望用开明的进步的改革,来缔造一个新的哈布斯堡国家。同时用外交上的均势和正统原则为这个哈布斯堡国家创造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但是奥地利处于空前虚弱的局面,1815年英国财政大臣对奥地利大使说能不能偿还拿破仑战争中奥地利欠下的债务的利息?奥地利大使表示不能!财政大臣又说能不能偿还利息的利息?奥地利大使表示依然不能。三十三年对于医治十几年的战争所造成的战争创伤而言,或许已经很长了,但是因为政出多门,而且皇帝对梅特涅并没有给予全力支持,所以奥地利在整个复辟时期,除了缓缓恢复力量和拖延问题之外,没有取得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其中很大一部分责任确实应该梅特涅承担,梅特涅从1809年开始就成为帝国外交大臣,在位三十多年,但却没能在维也纳培养起一个强有力的梅特涅实力集团,以利用1835年继位的费迪南一世皇帝明显的无力统治的机会,推动自己的改革,相反进一步的迁延妥协,没有在帝国的改革方面取得大的进展,这无疑是梅特涅的缺点所在。

梅特涅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治家,而且个人品德上实在乏善可陈,他在个性上太路易十五时代,已经明显不见容于浪漫主义时期。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有人说“会议最大的成就来自两个公认的连基本的品德都不具备的人”这俩人就是塔列朗和梅特涅,但在一伙路易十五时代出生的人中间这是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线年代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个评价就不是无伤大雅的了。

梅特涅太不愿意俯就一个新的市民的时代,保持着他贵族派的骄傲和对道德的傲慢态度,这使他始终没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派别,人们欣赏他,喜欢他,但不爱他,没有谁无条件的支持他,因为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策略的、权衡利弊的心态来看待世界。梅特涅是一个革命前的人,塔列朗曾经充满怀念的说“没在旧制度下活过的人可算是没有真正活过”。所以他并不懂得新时代的魔术的根本。而俾斯麦是懂得的,赫茨尔总结说“俾斯麦没有把握让德意志人为了统一而每天多花几个硬币,所以他发动了一场战争,让德意志人流血牺牲”。这就是十九世纪政治魔法的根本,是梅特涅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

就他的历史评价来说,整个19世纪梅特涅都被黑臭了,按传统国家主义史观来说他没有任何功劳。就传统观点来看梅特涅通过外交施压在整个德意志联邦搞宣萱那一套,完全是后续民族主义发展过激的罪魁祸首。对民族主义者两面三刀,拉一波打一波,破坏中欧民族国家自然的进程。完全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滚滚车轮前一条挡车的螳螂。

二战后民族主义黑化,学术圈风向变化开始流行给梅特涅翻案。所以开始吹他在欧洲均势上做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在国际协调理想主义上的先驱意义。

关于梅特涅这个人的一二手史料已经很充沛了,对他个人的研究也难以有什么突破了。(手稿就那么多)对他作为宰相任内内政的无力,对匈牙利民族者的软弱,对英俄实力和野心的错判,老牛啃嫩草等等批评基本上很难翻案了。

从他当上外交大臣到荣升宰相的11年里,在军力不如俄国一个方面军,财力不足英国一个公爵的情况下,哈布斯堡领地增加了50%;更重要的是相比130年后的同行们,他在俄国同为救世主,横扫欧洲之时,成功的把俄国的势力挤出了欧洲。就这一点比就雅尔塔废物们强上千倍万倍,(当然慈父比疯子也强上千倍万倍)梅特涅1811-1817的表现毫无挑剔。

但是梅特涅之所以有那么多黑点几乎都集中于让一位外交天才去治国这个悲剧上。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天才暴发户,他解决一切问题办法也无外靠合纵之术。他对抗匈牙利民族者的办法是去匡扶意大利民族者;他对抗皿煮思潮的办法是找其他反动君王在整个德语区搞禁报;对付普鲁士崛起的办法是去对腓特烈威廉3去培养个人感情;对付英国脱离维也纳体系的办法是去讨好凯索瑞;对付东方问题靠把沙皇忽悠瘸。

梅特涅根本没有依靠投射本国国力来完成目标的意识,也没有这能力。他的世界里只有合纵连横,奥地利国力的意义对他来说也就是国际会议上可以先发言而已。

就这样一个人,连理解整个19世纪初波澜壮阔巨变都困难,还奢求他能给同样诞生于合纵的哈堡帝国靠继续来合纵破局,也算是缘木求鱼了。其实在1816年梅特涅已经圆满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要怪,也只能怪他活得太长吧。(笑)

个人认为在国关史上,以俾斯麦的王朝战争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所有外交家都遵循着均势的原则。所谓均势,不仅指体系中主要强国的均势,更指在外交政策中寻求对外部敌人和盟友的实力进行均势的调整,以维持本国的地位。

均势的手段很多,如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就是其中一种,而英美所谓离岸平衡战略也是运用均势的典型。就梅特涅而言,奥地利当时位于欧洲的中心,在地理上占据优势,但国家实力并不算最为强大,并且面对两翼法俄的威胁以及日益强大的普鲁士,想要维系这个多语言多民族而又极度僵化的帝国是非常困难的。梅特涅利用西方诸国对沙俄强大军力的忌惮整合诸国遏制沙俄发展,同时在德意志邦联中主导邦联议会进程(当时普鲁士在邦联中地位不彰,俾斯麦曾被政敌嘲讽“你在邦联议会的唯一成果就是点燃表示对奥地利不满的雪茄”),并将被旧欧洲所敌视的法国纳入大国框架中,最终建立了绵延百年的“欧洲协调”。在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体系的任一极既不能过强大也不能过衰弱,联盟可以存在,但不能僵化为完全敌对的均势同盟,同时对于种种议题采取会议机制进行协定,任一国家如果有所损失,那么就用小国弱国对其进行补偿,从而增加体系的黏性。

梅特涅在国内政治中也有贡献,但最终还是在48年的革命中被迫下台。时间原因以后再补充。

奥地利帝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就被打得满地找牙,基本就是经验包加带路党。战后梅特涅居然用四大国会议主导了国际局势,而他作为四大国中最弱一国的首相又主导了大国会议近三十年。

『均衡势力外交家梅特涅的心法,确定所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于他们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 战略不解决矛盾,而是转化矛盾。』――《梅特涅时代》

哈布斯堡是五大国中最弱的一个(普鲁士早在七年战争时期就打的哈布斯堡满地找牙,拿破仑战争更是成了拿破仑法军的经验包)。

所以梅特涅清楚,为了维护哈布斯堡必须欧洲平衡,只有平衡才能维护哈布斯堡。结果俾斯麦崛起德意志,第一次打破平衡,奥地利为了生存成了德国小跟班,当奥地利越来越弱小的时候,欧洲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最终引爆炸弹:一战爆发,哈布斯堡彻底尸骨无存(英法德俄,甚至土耳其,保加利亚这样的都生存下来了,只有哈布斯堡真正消失了)。

前几位有的人的回答也太离谱了吧,战后英俄普奥四国怎么奥地利就成最弱的了?最弱的不是在七年战争打空几代人的普鲁士吗?要不然一直到1866普鲁士还一直对奥皇这么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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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之凯评《梅特涅》︱从“蝴蝶大使”到“岩石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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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评判历史人物,以激扬文字刻写时代记忆,便是历史学者的天职重任;然而,破除迷惘成见,在复杂线索之中探寻真相,却绝非旦夕可成之事,必得敏锐视野、耗费心血方可成就。慕尼黑大学近现代史教授沃尔弗拉姆·希曼执笔荣休之后,编撰的这部《梅特涅:世界与帝国》无疑正是典范之作。这部纸逾千页的德文巨制,经前驻德汉堡总领事杨惠群先生之译介润色,无论是就近代史而言,还是从外交史角度来看,都堪称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翻译佳品、学术大作。

梅特涅,可说是近代人类社会历程之中的明星大角,自其在政坛横空出世,相关研究便汗牛充栋。作者统计称,从1836年梅特涅失势至该书出版的2015年,已有传记三十余部,且都试图全面地评价这位风云人物的一生。然而,正如史家所言“一个人便是一部历史”,对梅特涅的解读本身就暗含着历史的进程。在梅氏同代人眼中,他在欧洲民族国家运动的大背景下,被描绘成一个无耻说客、冷血政客,是轻浮浅薄的贵族渣滓,营造出了一个典型的历史反派形象。梅氏死后,这种话语因德意志历史道路的分野而趋于分裂,梅特涅被剥离出其个人身份,而被史家强行纳入“德意志问题”视角之中。归附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其《19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中确立了对梅特涅的形象解读:妨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民族叛徒”,总之“不是个德意志人,而是个奥地利人”。梅特涅的儿子则争锋相对地在维也纳出版了《遗存的文件》(Nachgelassenen Papiere),以家族、皇室档案等史料维护其形象,同时也为奥地利在德意志民族历史中的地位作用辩护。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间战期,震惊于一战灾难性后果的历史学界,开始出现为梅特涅翻案辩护的声音。康斯坦丁·德·葛伦瓦尔德(Constanin de Grunwald)在1938年的《梅特涅传》中认为“梅特涅作为一名伟大的外交家,很早就看出欧洲文明受到了威胁”,将其作为“拯救欧洲”的德意志人,与当时推行纳粹的希特勒对比影射,并得到了同时代主张欧洲和平,反对战争的英美学界的支持。而二战后的当代史学家,出于对冷战背后“终结文明的战争”的恐惧,基于对联合国、欧洲联盟等超国家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希望,开始将梅特涅视为“欧洲议员”“第一位欧洲人”“外交场上的循循善诱者”,美国地缘政治大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ger)更在其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中,将梅特涅抬到了战后和平的调停者、新旧世界沟通者、欧洲重建规划者的高度。

而沃尔弗拉姆·希曼不愿将梅特涅作为一个时代符号加以简单化叙述。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汇集了梅特涅的家族史、情感史与个人历程,海量的档案材料与对各个年代相关作品的旁征博引,全方面地反映了梅特涅作为个人与帝国政治、世界近代化浪潮的互动。

如果说历代史学家的历史叙事均是以梅特涅“旧贵族”身份为前提而阐发的,希曼则另辟蹊径,探究了梅特涅的家族史,从根源上解释梅特涅行为的历史动机。十九世纪初,当梅特涅与大名鼎鼎的拿破仑争锋之时,政治投机者蜂拥一时,朝秦暮楚、兄弟阋墙的情形屡见不鲜,为何梅特涅偏要看重乱世之下已如漂萍一般的帝国体系,坚持“贵族”的身份认同? 1751年高等贵族牧师约翰·戈特里弗德·彼得曼(Johann Gottfried Biedermann)出版的《宗族录》(Geschlects-Register)称梅特涅家族“是全德意志最大的、也是最高贵的男爵和伯爵家族之一”(31页)。三十年战争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位选举中,梅特涅家族先祖坚决站在哈布斯堡皇朝候选人一边,助其当选,因此哈布斯堡皇室从未忘却这一历史功绩,并在其家族后人晋升贵族的诏书中始终阐明这一点,这极大鼓励了梅特涅的父兄们“在神圣帝国烽烟四起的叛乱中和由于叛乱而引起的血腥战争中”面对共同“敌人”表现勇气、建立功勋。同时,为了“本氏族世泽长久、家声长久的好意”,梅特涅家族在1620年12月19日建立了家族遗产基金,不允许直接分割继承家族财产,家族的男系血亲后裔若要取得家族基金资助,必须“敬畏上帝、培养贵族知识能力、访问外国、学习各国语言,且要习成一门宗教或世俗的谋生职业技能”,从而“通过诚实的、友好的、兄弟般的团结和忠诚可靠、亲密无间的同盟,使家族和门第崛起并保持下去”。在“家族的崛起和持续”(Aufkommen und Conservation unseres Hauses)的座右铭下,弗朗茨一世皇帝又在梅特涅祖父去世父亲尚幼的情况下亲自过问并担任家族监护人。皇室的保护和荣宠,家族自力更生维护延续的传统,都给梅特涅烙上了“帝国贵族”的身份印记。

然而,希曼也指明,这并不意味着梅特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君主旧体制拥护者。同时代人在总结他的治国之策时,提出了符号化的“梅特涅体制”,并将后来的革命运动称为“推翻梅特涅体制”之举。但这却遭到了梅特涅的驳斥。他在自传中明确说:“我在父亲家族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受到教养,帝国贵族的出身、家父供职于皇室的公职地位、法国式的社交生活、道德的软弱无力和堕落,在成长过程中为我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堕落正是风暴前那些德意志小邦国的特色,而它们也即将毁于这场风暴。”(71页)梅特涅青年时,法国大革命兴起,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中激起了极大影响,甚至连梅特涅的家庭教师也“一头栽倒进革命的洪流中”成了煽动群众的旗手。但梅特涅同样以冷眼视之,“我一直是这场革命的见证人,而后是其反对派,并一直坚持反对它,因而没有被这场漩涡卷走。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天生的性格中缺少抵制那些所谓革新的或理论的诱惑性假象的力量,按我的理解和良心判断,这些假象,在理性的审判席和良好的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脚,并会被不断地驳倒”。大革命波及莱茵之后引发的家族逃亡,以及法国王后和国王之死,加深了梅特涅“革命等于非理性”的这种认识。他不满于旧制度的“堕落”,又不屑于大革命的“狂热”,终其一生更多地是基于启蒙运动的“理性批判”行事,主张尊重历史形成的现状,在革命中施行循序渐进的改革。1814年时,他在梅特涅家族的侯爵族徽中加入族语“力量蕴自法理”(Kraft im Recht),便颇有此种意味。

1794年,年轻的梅特涅游历英国,对祖国的“宗法-等级制专制主义”嗤之以鼻,却对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的英国政体推崇备至,甚至声称“奥地利是我道义上的祖国……如果我不是这个我原本应该是的那个人,那我愿意做一个英国人”(189页)。希曼认为,梅特涅评价当这位年轻的帝国伯爵离开英国时,他的政治形象已经固定下来。

彼时的欧洲大陆,尽管梅特涅所诟病的“恐怖统治”已随罗伯斯庇尔被斩首而结束,法国革命军队的攻势却没有丝毫减弱。梅特涅敏锐地看到,神圣罗马帝国陈旧的密室政治,在“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组成的“大军”(grande armée)面前,就如同面对蛮族入侵的古代罗马帝国一般脆弱。如何制衡这种力量,“保住欧洲,保住几代人的安宁”成为他之后要面对的课题。1801年,他初履公职任驻德累斯顿公使,1803年调任柏林,介入了外交谈判的第一线。面对此时几乎战无不胜的拿破仑,梅特涅认定零星的反抗无济于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其他欧洲大国团结起来。1806年,梅特涅迎来了人生的转折:这一年,他成了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直面拿破仑。拿破仑亲自选定了梅特涅和他的就任时机,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力——就在梅特涅抵达巴黎的前一天,在拿破仑的推动下,十六个德意志盟邦在帝国国会上宣读了退出帝国的声明,奥地利的弗朗茨皇帝被迫取消帝号,绵延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烟消云散。在拿破仑的计算之下,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的大使”名义走马上任的梅特涅,却不得不以奥地利君主使节的身份面见“法兰西帝国皇帝”。

梅特涅眼里的拿破仑是具有两面性的,他既征服了革命,又征服了欧洲大陆;他破坏了旧制度,但也压制了大革命。拿破仑也在密谈中向这位使节坦承“在青年时代,我由于微不足道且出于虚荣心,是倾向革命的。年纪渐长,变得理智了,我遵循了理智的建议并按照我的直觉,‘践踏’(écrasé)了革命”(316页)。1807年7月9日,曾经的“革命之子”与欧陆最为保守的沙皇政权握手言和,瓜分欧洲,坐实了梅特涅的判断,也预言了拿破仑政治投机的愈演愈烈。果然,沉湎于新帝国君主身份的拿破仑并没有像一个旧时君主一般从此安分守土,也没有贯彻革命意志改革欧洲大陆,而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政治阴谋攫取了西班牙、荷兰、那不勒斯等地的王冠,以“小偷和骗子”的面貌建立自己的皇朝统治。而这通过政治讹诈和穷兵黩武建立起来的体系千疮百孔,给了梅特涅左右逢源的周旋空间。把持着法国外交的塔列朗与刚愎自用的皇帝渐行渐远,反而投入了梅特涅的怀抱——他们一致认定拿破仑谋求的“世界皇朝”无法长久,“欧洲协调”(Europäisches Konzert)才是稳定秩序的唯一办法。而拿破仑直至其政治生命终结的1815年,仍对手下这出双簧戏一无所知。

1809年战争后,九死一生逃脱险境的梅特涅获释回国,掌管奥地利邦交,与奥皇弗朗茨结成了紧密合作。从此之后,在关乎国家存亡之事上,这对君臣一度同心同德。在拿破仑威压之下,梅特涅转而采用隐忍不发的态度,对这位霸主言听计从。但在另一方面,梅特涅学习了拿破仑篡夺革命果实的伎俩,推行新闻检查,建立警察国家,加强社会控制,以求“保住核心”,维护奥地利所剩的一点点独立(381页)。梅特涅坚信,必须对内采取手段,对外谨慎观望,方能在拿破仑面前将国家带往安全的境地,等待拿破仑帝国的土崩瓦解。为此,梅特涅不惜动用其所有外交艺术,穿针引线促成哈布斯堡的玛丽·路易莎与拿破仑的联姻,再谋划把这位自以为已经获取旧君主认同的皇帝赶下台来。而正是在这次盛大婚礼之中,他听到了等待已久的良机——法国将与俄国开战。

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的战争,瓦解了法国与俄国的同盟,也使奥地利摆脱了孤立。在长期隐忍下做好准备的奥地利朝廷,在梅特涅的外交招数下,成了“武装调停”的核心所在。冗长而又注定失败的调停谈判给奥地利备战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时间与出兵借口,1809年几乎被裁军殆尽的奥地利,在短短三个半月里重新建立起一支令拿破仑都钦佩不已的陆军。1813年,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之中,德意志军队首次击败拿破仑,见识了梅特涅谈判手法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震惊于其在奥地利、普鲁士与沙俄君主之间的游刃有余,惊呼:“您是世界的首相!”(le premier minister du monde)在拿破仑的军事威吓和求和烟幕之下,正是这位平素轻佻浪荡的“蝴蝶大使”在各国君主统帅之间翩翩辗转,怀着“拿破仑不会制造和平”(Napoléon ne fera pas la paix)的信条,督促着联军与拿破仑作战到底。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一败涂地,法兰西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军事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有言:“战争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拿破仑建立其庞大帝国的征服战争,无疑是这句话的实践。不过,梅特涅对此却绝不认可,在他眼中战争是政治发生根本错误的结果。他奉行的也是“大鱼不要吞食中鱼,而是让中鱼去消化他们之前吞食的小鱼”,以建立“较少威胁和紧张的国际秩序”,在欧洲“防御性地避免战争与积极性地保证和平”(511页)。

沃尔弗拉姆·希曼认为,梅特涅在通过维也纳会议所实现的,并非史学家们过去曾长久声称的“复辟”(Restauration):早年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梅特涅,虽然对革命暴力嗤之以鼻,但并不希望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教统治,恢复帝国诸侯与骑士阶层的封邑领地,将社会大众禁锢在等级社会之中。他指出,现代历史叙事中的“重建”(Rekonstruktion)或者“恢复”(Restitution)更贴近实际情况,而“重建”话语中的“改建”(Umbaus)意味尤为突出。梅特涅的观点是“如果一个旧的社会被摧毁了,要在新的基础上去重建它,将非常的艰难”。因此从当今政治视角指责“维也纳体系”未能解决旧有问题,是“原本就设计错了的东西”的做法,从历史视角而言是不恰当的——这反映的是从后来的时代回到过去时代的非历史客观性建构。当时的人们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惨烈的拿破仑战争,对未来茫然无措,以最小的代价和分歧达成和平、稳定秩序是必然的选择。在维也纳会议中,梅特涅通过主持八国会议来负责处理整个欧洲事务,并作为德意志问题委员会主席来制定新的《德意志邦联法案》也是基于此考虑。正是他在这场“跳舞的会议”中“无处不在”、四处伸手的做法协调解决了诸多问题纷争,而且作为战胜国和会议主持者的奥地利皇帝和大臣,始终抗拒着一切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诱惑,这本身就体现了他对“复辟”的克制。在新的德意志邦联中,奥地利更多作为“家族家长”而存在,其专制地位在各邦宪法中受到限制。在梅特涅这位德意志邦联“建国之父”的一手操持下,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实际成了立宪的“虚君”。这一点因为邦联的松散性而招致支持普鲁士统一道路者的诸多抨击。但在清算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罪责、见证了欧盟建立的今天,这种“组合而成、互为补充的国家体”理念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认同。

而就欧洲,亦即希曼所言的当时“世界”体系而言,维也纳体系臭名昭著的“神圣同盟”也并非梅特涅所期望。这个由俄皇亚历山大倡议,将基督教信条奉为欧洲和平秩序准则的条约固然得到了弗朗茨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首肯。但连参与签署的弗朗茨也乐于看到同盟倒台,梅特涅更是称之为“响当当的空洞无物”,认为这是一个“贬低人民权利、促进专制主义以及某种的产物”(612页)。他寄希望于建立国际法意义上制度化的谅解体系,以“国家联盟”在欧洲持续性地阻止战争,但这一超前设想仅作为远景期望存在,浅尝辄止。

维也纳会议后的梅特涅身居高位,荣耀等身,但在希曼笔下,这却无疑是这位权臣失势的开始。梅特涅对整个奥地利皇朝进行现代化革新的方案落空:皇权贵族世袭领地所占的分量,将民族认同和社会合理化的标准完全搅乱,而这些标准正是其设计的分散、下放专制权力所必须遵循的。专制政权在民族社会问题上的抗拒变革,又对民族觉醒与社会变革造成了阻碍,在帝国与欧洲“为未来埋下了炸药”。而在德意志范围内,普鲁士发起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经济上步步蚕食奥地利的领导地位——梅特涅在1833年的奏折中,明确警示“小德意志”的关税统一,对德意志邦联,特别是对奥地利来讲是灾难性的,奥地利将被视为与德意志利益无关的“外国”,必须同其他德意志邦国一致起来,甚至不惜做出自我牺牲,因为这是“预防皇朝最后落得从繁荣和影响力的根基上受到攻击,从而吃更大亏的唯一方式”(790页)。然而,皇帝非常清楚自己正被引到违背统治者家族利益的道路上去。此前,对这位帝国的贵族元老、股肱重臣上呈的奏折,弗朗茨皇帝历来奏准,即便不做决定也会批示“已阅”以示嘉勉,但对改革奏疏,却是一字无有;而在应对关税同盟的谏言上,皇帝更是直接予以否决:“我的皇朝无论是否加入德意志邦联,其本身永远要保持一个整体不容有失。”日后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归属上大做文章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若看到这一幕怕是会不禁莞尔。

可以说,正如希曼在书中所言,于梅特涅,弗朗茨皇帝是“一堵墙”。在卧薪尝胆的拿破仑战争时期,正是这位“灵魂坚强”的皇帝为他提供了保护和依靠,使其在朝野质疑、反对与皇亲国戚责难之下谋定而动,挥斥自如,在战时外交与维也纳会议的舞台上成就了“蝴蝶大使”的美名。但也正是这堵墙,在君臣想法背道而驰,行动出现分歧的时候,堵死了这位位高权重的帝国首相的改革之路。1835年弗朗茨皇帝驾崩,遗嘱之中将梅特涅作为托孤重臣,亲密地称之为“朕的挚友”。然而居此荣勋的梅特涅却在之后的官场倾轧、皇族攻讦之中迅速失势,孤立无援。1848年革命爆发,梅特涅在动乱中仓皇出逃,贻天下笑,而造成如此尴尬境遇的,除民众革命斗争影响外,当局的蔑视驱赶、没收财产与舆论中伤也不无关联。梅特涅被视为野心勃勃、大权独揽的“想要回到墨洛温王朝的宫相(Majordomus)丕平”“对过去应诅咒的一切负责的恶魔”,谤名传于天下,同时代其传记的污名化书写正是由此发端。

虽然之后的人生际遇多有反复,但年迈的梅特涅终究难以把握大局。晚年的梅特涅始终痛心于奥地利在1848年的坐失良机。1859年5月25日,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梅特涅一再向他的旧部重申这样一句话——“我是制度的一块岩石”(1007页)。诚然,梅特涅一生一直作为帝国大业的基石发挥着作用。在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掀起的漩涡狂潮之中,正是他出色的内政外交将奥地利锚定在大浪滔天的欧洲,未曾沉沦;而在战后开创的维也纳体系里,纵然未能如愿推行革新,也正是其社会控制、压制政策与外交努力,在遍及欧洲的刺杀阴谋与政变纷争中镇住了奥地利的一时太平。而这块以沉重手段压制抗争的顽石,并不拒绝柔性的改良进步,梅特涅对施行英国体制的一生钦羡,振兴“民族工业”与沟通德意志贸易的计划,都体现了这位启蒙改革者未改的初衷。然而,当统治者将这块碍眼的顽石当作专制统治的替罪羊从皇座下踢走,这位曾经手眼通天的“岩石国相”便失去了依凭。无论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失败,还是1918年奥匈帝国的解体,背后无不蕴含着梅特涅有心无力的预言。希曼在结语之中,将梅特涅称为“出自前现代的后现代人”,对这样一位终其一生在革命浪潮中寻求改革未果,最终却以维护旧制度而闻名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历史讽刺。这位西方帝国的“裱糊匠”,在灭国之战中力挽狂澜,却最终在专制主义下因革新无望而无奈落幕,“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故事,在梅特涅身上无疑有着另一番体现。

格拉纳达安排几天的游玩时间合适?

格拉纳达安排2天比较合适,因为城市很小,所以观光的景点较少,主要的就是阿尔汉布拉宫和阿尔拜辛区,皇家礼拜堂和格拉纳达大教堂也值得逛逛,想购物的话可以去GRAN VIA 大街附近的英国宫。========== 如果你觉得TA的回答不错,快来给TA点个赞吧! 你的支持是对作者莫大的鼓励~

我用了一天半。第一天中午抵达格拉纳达,入住阿尔罕布拉宫附近的民宿后,3点出发前往阿尔拜辛区(有两处观景平台)。第二天午饭后前往阿尔罕布拉宫,太阳下山前到回家吃饭。具体可参见葡西游记。格拉纳达玩几天========== 如果你觉得TA的回答不错,快来给TA点个赞吧! 你的支持是对作者莫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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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玩几天合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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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6-13下午的飞机从巴萨到格拉纳达,15号一早坐大巴去科尔多瓦。想咨询下格拉纳达纯玩一天够吗,已经定了15号的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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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一天肯定可以,主要看你预定阿尔罕布拉宫的时间是几点,以及当天各景点的开放和关闭时间(比如周末就会有些特殊)以此安排好游览的行程。主要的景点就是阿尔罕布拉宫周边的三个景点,除了阿尔罕布拉宫外,其他两个都是没有时间约束的,都可以灵活。阿尔罕布拉宫对面的阿尔拜辛逛逛就好,时间可以很灵活。山下的教堂等都很小,花的时间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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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A上查不出来。求助!另外,大巴的车票提前在网上买,跟现场买没啥区别吧?一般…

RT……卤煮是一个女生,巴塞罗那到格拉纳达的交通一直很头疼,廉航到格拉纳达的时间…

2016年10月2日有从格拉纳达到巴塞罗那的夜火车吗?如果不确定,是不是改成从塞…

安达卢西亚除了塞维利亚、格拉纳达、科尔多瓦和龙达外,还有其他地方值得推荐吗?

我们一家人准备春节去西班牙,待14-15晚,考虑到气候,我们只去巴塞罗那和安达卢…

时间够不够的答案对你而言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你的行程既定。不过,有一天时间,好好设计好自己的路线,科尔多瓦走自己喜欢的景点,也是不错的安排。

是不是搞错了,预定15日阿宮,15日一早去科尔多瓦?阿宮基本要玩半天多点,时间紧凑点白天阿宮,下山看教堂,傍晚到阿尔拜辛区也排的过来。宽松点建议一天半到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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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完整的一天时间,大半天Alhambra宫,半天Albacin区。注意你先要考虑是否能约上阿宫,再来安排行程。阿宫的门票并不是太好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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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enfe查了下每天只有8:30和15:50两班车,由于下午班次到达时间是半夜…

在masterticket上订阿布拉罕宫门票,用的是招行全币种信用卡…

想问问大家,谁知道2016年底,从巴塞到格拉纳达的夜火车是否能开通,是夜火车哈~…

求问巴塞罗那到格拉纳达最便捷、经济的交通方式。准备晚上走或者一早走,现在了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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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帕尼奥尔创作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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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泉》系法国当代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创作的长篇小说,由1952年的电影《泉水姑娘玛侬》改编而成。

女主人公玛侬一家从城里搬到普罗旺斯山村继承的农场里,准备从事饲养和种植业,享受山林的清净,却遭到利欲熏心的巴伯和他的侄儿于戈兰的暗算,他们想把农场占为己有。玛侬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住进山洞。于戈兰一直在追求玛侬,最后在绝望中自缢身死。巴伯了解到他害死的玛侬之父正是他昔日恋人的遗腹子,而玛侬竟是他的亲孙女。他在阴谋败露、悔恨交加中离开人世。玛侬与有情人小学教师终成眷属。

故事发生在地方色彩最浓的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地区欧巴涅城附近的巴斯蒂德山村。女主人公玛侬一家从城里搬到普罗旺斯这个山村,继承了那里的农场,准备从事饲养和种植业,享受山林的清净。但是他们却遭到利欲熏心的苏贝朗家的巴伯和他的侄儿于戈兰的暗算,他们想把这个农场占为己有。玛侬一家在经营中碰到水源这个致命的问题。这年干旱非常严重,蓄水池的水抽干了,玛侬的父亲弗洛蕾特带着妻子女儿,冒着酷暑,顶着毒大阳,去山里运水出来;他还在岩石上打井。与大旱拼搏耗尽了他的精力和财力,最后在打井爆破中意外死于非命。这种悲惨的命运本来可以避免,因为他们家门口就有一眼山泉,但是巴伯和于戈兰就是保密,不告诉玛侬一家,也不让其他村民告诉他们。山泉的秘密一捅就破,但是没人肯说出真相。本来弗洛蕾特以为他们面对的是盲目的自然力量,是残酷的命运,其实他们对付的是愚蠢的农民的狡猾与虚伪;他不是与天搏斗而战败的英雄,而是一场残忍恶作剧的受害者。

巴伯和于戈兰的阴谋得逞了,他们以抵债的方式买下罗马兰,刨开泉眼,大面积栽植康乃馨,几年间就发了大财;而玛侬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玛侬母女和一名樵夫的遗孀退居到山上的山洞里。玛侬当了牧羊女,后来出落成一个非常美丽和野性十足的少女,人称“泉水姑娘”。她凭直觉感到,苏贝朗家对她父亲的失败和死亡负有责任。她恨阴险的苏贝朗家的人,也恨守口如瓶的全村人。她决心要报复。

苍天有眼,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玛侬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洞,洞里正是这个山村水系的总源泉。她开始向全村人报复了:将泉眼堵死。全村断水,这是有史以来这个山村遭受的最大灾难,连人畜用水都要从外村运来。悲剧接连发生,于戈兰种植的康乃馨因干旱全部死去,他坠入情网一直在追求玛依又被拒绝,最后他在双重的绝望中自缢身死。正好在这时,巴伯又知道了另一个残忍的事实:他虽终身未娶,但在去北非当兵之前,曾与本村姑娘克洛蕾特有过一夜之情,而玛侬的父亲正是他的亲生儿子,而玛侬是他的亲孙女。原来被他逼死的正是他的儿子。最后,他在阴谋败露、悔恨交加中离开人世;玛侬与有情人小学教师贝尔纳终成眷属。

帕尼奥尔13岁时,在家乡听一个山民讲了普罗旺斯的玛侬的故事。这个故事让他十分感动。40多年后的1952年,帕尼奥尔把这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泉水玛侬》。这既是一首普罗旺斯的礼赞,又是一首爱情之歌,既献给他的家乡,又献给他的年轻妻子雅克琳娜。因为正是雅克琳娜在影片中扮演玛侬,把这个野姑娘、山林仙女、和善天使演得非常感人。

又过了10年,作家在小说《童年的回忆》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又渴望将玛侬和她父亲让·德·弗洛蕾特的故事《泉水玛侬》写成长篇小说,于是就有了帕尼奥尔的晚期作品《山泉》。

帕尼奥尔通过小说暗示:自然和人类社会有一种“互镜”的关系。自然的严酷对应着人情的冷漠。然而,和谐并不是不可追求的梦想。玛侬的悬崖勒马至少表达了一个象征:恩仇之道、善恶之行是完全可诉诸良心达致平衡的,而平衡正是寻求lauthentique的人们应从自然中获得的启迪。正如泉水作为山区最大的秘密,等待重见天日、向农民滋以恩惠的一天一般,人间仇恨的消弭同样必须借助人的自我反省、自我发现。泉水的重现消弭了弗洛蕾特母女和巴斯蒂德村民的仇恨,玛侬与贝尔纳的结合消弭了巴斯蒂德村和克雷斯潘村间的仇恨;而通过祭祀仪式,甚至异教村民之间也相拥而笑。爸伯和于戈兰则受到了适度的惩罚。

“泉水姑娘”这一介于神话和现实之间的形象不仅蕴含了“融入野地”的寄托,同时也受到人的道德尺度的丈量。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人与自然的结合”不能仅作狭义的理解,帕尼奥尔呼唤的不仅是异质生命间的亲近,更是同质存在间的宽容、和睦的相处。 崇尚“自然写作”的作家都把自然看作第一位的家园,它是超越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物质源泉和精神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就是一个类似于宗教参照系的“彼岸”,不过这个“彼岸”地理上仍然位于“此岸”,或者说是“此岸”中最有超验意味的存在。帕尼奥尔从早年的愤激到后来的自然写作似乎有所撤退,但对作家本人而言,或许他更需要持久的、形而上的“凝视”,凝视自然这一“彼岸”,这里才有lauthentique,才有真正的超越,线]

作者在让·德·弗洛蕾特身上倾注了极重的笔墨。这是一个驼背中年人,放弃了收税官的城市职业,带着妻子和女儿到巴斯蒂德村务农。让先生是作者倾心的理想主义者,他带来了大量的农具、农书,根据书本上的介绍和气象资料种菜、种瓜、养兔。他有学问,有非凡的毅力,热爱农家生活和自然风光,向往着融入当地山野成为自给自足的一员。他说:“通过大量劳动,我是指脑力劳动,通过久久思索和玄想,我得出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即惟一可能实现的幸福,就是做个大自然的人。我需要空气,需要空间,好让我的思想凝聚。现在我所感兴趣的,只有真实、坦率、纯洁、宽容,一句线;authentique(法语,“真正的”),我来到这里,就是要保持lauthentique。”

农民于戈兰听不懂这个词,把它当成一种名叫“落塘蒂克”的植物。 但帕尼奥尔为让先生安排了一个死于非命的结局。由于农民的诡计,他终于没能抵挡住干旱的威胁,在利用爆破钻井取水时不幸身亡。农场被爸伯和于戈兰顺利买走,后者立即把隐藏的泉眼疏通,发起种花财。女儿玛侬和她的母亲隐居到另一处有泉水的山洞,一隐就是许多年。当16岁的玛侬成长为亭亭玉立的“泉水姑娘”时,她偶然得知了当年害死父亲的阴谋,便开始寻觅复仇的机会。 “泉水姑娘”是当地村民送给这位神秘女孩的美称,酷似中国民间故事中的长发妹,牧一群羊,带一条狗,手持弹弓,行走在山涧草木、花鸟虫鱼之间。

这样的景物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清朗、素朴,它注定了作者不会放任故事以悲剧结尾;道德尽管不是小说的底色,但道德善恶的理念却会影响自然在人眼里的形象。玛侬认为整个村庄对她父亲的死都是有责任的,于是她以牙还牙,以阻断水源实行复仇。但是,当全村陷入绝境、人们决定在神甫的带领下列队祭祀的情况下,玛侬听从年轻的乡村教师贝尔纳的劝说及时罢了手。贝尔纳引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这座城市哪怕还有一个义人,法国小说山泉就不应该被毁灭。”

由电影《泉水姑娘玛依》产生的长篇小说《山泉》,在作者逝世十年后的1985年,又再一次返回电影,由法国电影艺术家克洛德·贝里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

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1895~1974)法国剧作家,小说家。生于马赛附近一教师家庭,曾任中学英语教师。1925年与人合写《沽名钓誉的人》。讽刺喜剧《托帕兹》(一译《窦巴兹》)写一老实的小学教师的遭遇和堕落,幽默诙谐,曾一再被搬上银幕。自1929年起,他在几年内完成戏剧《马赛三部曲》:《马里乌斯》、《芬妮》和《凯撒》。此后,他将季奥诺、都德的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有《再生草》、《面包师之妻》、《掘井人之女》等。194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晚年写有回忆录和小说《家父的光荣》、《家母的城堡》、《秘密的年代》、《山泉》等。

杨建邺,陈珩编著,从天堂给您捎来的话 中外名人墓志铭的故事[M],武汉出版社,2013.04,第143-144页

章乐天.“落塘蒂克”的悲剧[N]. 《中国图书商报》.20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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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扎基奥特曼

巨兽佐利姆张开几百米大的巨口,向着攻击他的xig战机发射出道道高温的火焰。

猎鹰队的战机飞快的躲过,那些灼热的火焰炸向地面,不少建筑被炸到后,爆开成无数个碎块。

在xig战机的后方盖亚奥特曼飞了上来,盖亚近距离看到巨兽佐利姆几百米大的头颅,那双巨大的眼睛盯着自己,心中不免有些惊骇。

盖亚两手组成t字形交叉积蓄能量,接着左拳搭在右腕的关节,发射量子流线。

量子流线攻在佐利姆的巨大的头上,炸出的爆炸火花对他造不成是实质性的伤害。

那些暗蓝色光弹攻向了飞羽,就在这时,黑暗进化信赖者发出了亮眼的光芒,在飞羽的前面出现了淡黑色的屏障,将那些光弹全部接下,被挡在屏障前爆炸开。

“怎么会?”飞羽将视线从屏障上转向手中的黑暗进化信赖者,对它道:“信赖者,是你吗?”

“搭档。”黑暗进化信赖者出声道:“只要你还没有真正接受黑暗的那一天,我的意识就一直存在。”

利维克看着飞羽这个样子,听闻过扎基的实力的他,知道面前那人绝对认错了。

他得到的真正任务是配合佐利姆干掉盖亚和阿古茹,只不过见到有扎基气息的人有些吃惊,奈克欧特想要试探罢了。对飞羽已经没有兴趣,他的身体变得巨大化。

在城市上突然出现巨大的满身都是倒刺的魔人,暗蓝色的眼睛抬起看向天空中的盖亚。

“嫉妒”之利维克,xig和盖亚正在全力与巨兽佐利姆战斗,根本没有办法来对付利维克。

利维克双手发射出两道长长的光线,正在天空中攻击佐利姆的盖亚没有注意到后面的攻击,被偷袭打中在背面,落下了地面。

盖亚掉落在地面上,震起了高高的沙土,他从地面上爬起来,看了一眼天空上虫洞前的佐利姆,又看向利维克,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对着前方的魔人摆出了战斗的姿势。

处于下方的飞羽看着尽力的盖亚,低下头看向手中的黑暗进化信赖者,将它抬到眼前。

他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完成扎基嘱咐的任务,夺取奥特曼的光,现在拥有阿古茹的光,只要等到盖亚被打败时,夺取大地之光。

这样的话,任务就差击败灭亡招来体了,可是,这样的话,两个奥特曼就都不在了。

飞羽的内心非常困惑,目光紧紧的看着抬在眼前的黑暗进化信赖者,希望可以找到答案。

又记起了老师留给过他的话语,飞羽明白了答案,他将黑暗进化信赖者向前拔出。

一道耀眼的黑色光团在天空中飞下,引得了盖亚和xig的注意,也吸引了利维克的目光。

那道黑暗光芒迅猛的落下地面,震起了数百米高的沙尘,尘土将整个光芒遮盖起来。

烟尘渐渐散去,光芒也逐渐消失,只见一个单膝靠在地面的黑色奥特曼,奥特曼的全身大部分都是呈现深黑色,只有少许白色的纹条在身上。

他淡黄色的眼睛抬起,缓缓从地面上站起来,黑色奥特曼的样子与奈克瑟斯几乎无异。

“奈克瑟斯,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认错奥特曼的利维克,感觉不可思议的说出声,又道:“莫非你是奈克欧斯!”

“太好了。”盖亚奥特曼半跪着看着前方的奥特曼,觉得黑色奥特曼也是守护地球的战士。

“是新的奥特曼,有希望了!”在战机上面,xig的队员们的目光都看着下方。

飞羽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此刻和奈克瑟斯一样的身躯,感受到体内充沛的力量,道:“奈克瑟斯是诺亚的退化形态,奈克欧斯就是扎基的退化吗。”

“你是来帮助人类的吗,来了又如何,改变不了结局的。”利维克嘲讽的对着飞羽。

一个快速的身影来到了利维克的面前,奈克欧斯将手中凝聚好黑光轰在利维克的胸口上。

利维克痛叫一声,向后飞去,直直的飞撞倒在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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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克欧斯向着旁边几个翻滚,让那些攻来的火焰全都打在地面上,他也顺势来到了盖亚的前面。

盖亚将阿古茹之光吸收在胸前的彩色计时器核心前,瞬间蓝色的光芒在他身上发出。

感受到蓝光正在与自己融合,盖亚胸前的红色铠甲形成了黑色铠甲,变成了盖亚奥特曼v2。

盖亚的全身都绽放出闪亮的红光和蓝光,双手左右展开,从腰部抬起到头顶,光芒将他覆盖起来。

当双手放下的时候,身体上耀眼的光芒散去,盖亚身躯上出现了蓝色纹条,体格也变得壮硕,已经变成了盖亚奥特曼至高形态。

《拿破仑的外交策略》:反思“拿破仑时代”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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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覆灭、查理曼大帝逝去千余年后,欧洲大陆终于又迎来了以为新的征服者——拿破仑,以为自称查理曼大帝“继承者”的法兰西皇帝。

拿破仑的足迹遍及欧洲大陆,取得的丰功伟绩举世震惊。他靠的绝不仅是武力,其外交策略和智慧也是必不可少的制胜法宝。他一边与欧洲各势力纷争不断,一边又致力于建立并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都主张用兵不血刃的方式来保证法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优势地位。

作者蒂埃里•伦茨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拿破仑基金会主席,他在本书中分四个专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拿破仑的外交策略,具体包括:拿破仑的欧洲外交策略、拿破仑的北非外交策略、欧洲三地区的外交策略、拿破仑横跨大西洋的外交。既涵盖了法兰西帝国的“中心问题”,也详述了拿破仑时代法国与欧洲、非洲、东方及美洲等的“周边问题”。

蒂埃里•伦茨(Thierry Lentz),生于195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系研究法国执政府(1799年11月-1804年5月)和法兰西第一帝国历史的最重要专家之一。他从2000年起担任拿破仑基金会主席,也是巴黎索邦大学拿破仑研究所的客座教授。

其作品曾先后获得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和法兰西学术院的多个奖项,其中主要包括:拿破仑基金奖(1997)、法国学会吉佐奖(2013)以及皮埃尔•拉夫奖(2013)等。此外,他还凭借对法兰西第一帝国史研究的卓越成果,被法国政府授予了由拿破仑创立的荣誉军团勋章。

研究法国执政府时期以及第一帝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当然要研究战争或者拿破仑的个人角色。但这种研究同样要 — 甚至可以说是尤其要 — 建立在研究不同民族,即法兰西民族和非法兰西民族,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民族历史纠葛交错的相互作用基础上。个人作用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拿破仑并非这个时代唯一的“伟人”,在这个时代同时诞生了许多被证实的天才,例如塔列朗、梅特涅、卡斯尔雷、亚历山大一世、教皇庇护七世等。很长时期以来,研究法国的国际关系只能围绕传统和习惯展开,重点强调那些每个国家和朝代都存在的野心和恐惧。但法国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源早在这十五年的执政府时期以前便埋下了, 若要理解所谓的 “拿破仑时代” ,就必须从最广泛的层面进行考察。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常受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影响,复杂性是文章引人入胜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史书却并不总如是考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甚至直到今天 — 当人们编纂历史时,总是倾向于把 1799 年至 1815 年之间的欧洲政治简化为“反”和“亲”拿破仑者之间的斗争,有时,落脚点几乎仅限于意识形态。一方面,拿破仑的拥护者向我们宣称,革命者的继承人必须直面“旧体制”支持者勾结联盟的局面;另一方面,就像盎格鲁•撒克逊的史书编纂者中激进分子鼓吹的那样,自由的英格兰本可以把欧洲从比“雅各宾主义”更加危险的“拿破仑”手中“拯救”出来。将世界划分成“好”与“坏”的历史决定论观点几乎是在否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夏尔•莫拉斯曾经有过一句名言 — 尽管我对这位作家的政治活动持保留意见 — 我将这句名言改编成我自己的话:对外政治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交易。

不能说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史就是“符合道义”和宽容的,也不能把帝国时期的统治仅仅局限于武力征服以及追求霸权的范畴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 — 拿破仑皇帝,或许也并非是人们通常听说的那般模样。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主动宣扬慷慨宽容的外交目标:除了“天然的疆界”外,这个国家并没有额外的领土野心,它打算把一部“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法律”推广到全国各地。这两大基本原则很大程度上是一份表达意向的声明,更何况二者从某些方面来看是相互矛盾的,唯独对天然疆界的追求让这部《民法典》备受争议:对于那些在未来被“合并”(这里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吞并”这个词汇)的莱茵河左岸、比利时以及东南部地区(阿维尼翁、尼斯、萨瓦)的居民来说,这部法律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行使运用的?说实在的:天然疆界理论在外交舞台上泛滥成灾,大量运用该理论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把临近国家的革命者汇聚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或者是替高卢人讨回一个公道(回溯遥远的历史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但同时,该理论也散发着一股扩张主义的气息,符合经济及战略层面的利益。合并后的领土蕴藏着各类“宝藏”:金银财宝、艺术珍品、待售商品以及冶金工业(尤其是那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这些宝藏都是丹东在战争动员檄文中突出强调过的。在法国商人的眼中,那些原本就属于法国的国土也成了新的市场。这些地区提升了法国的国防实力: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莱茵河。

事实上,督政府执政末期,法国的战争目标与国民公会时期要求的目标就已经背道而驰了。对抗“暴君”的斗争被抛弃,法国的天然疆界被打破,《民法典》的阐释受到限制。“吞并”已经开始好几年了:阿维尼翁及孔塔地区(1791 年)、萨瓦(1792 年)、尼斯(1793 年)、比利时(1795 年)以及日内瓦(1795 年)。尽管直到 1801 年莱茵河地区才最终(《吕内维尔条约》)被法国合并,但在多年之前,这片地区就已经被法国视作领土。与此同时,随着姐妹共和国在意大利、荷兰、海尔维第的建立,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借助参与度极低的全民公投,《民法典》更进一步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革命拥护者的人民之法。传统外交重登舞台。为阻拦俄国北上,威慑英国的汉诺威王朝,法国与普鲁士结盟。德国南部及西部地区并入法兰西的势力范围,最终奥地利被排除在外,神圣罗马帝国覆灭。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共同监控大西洋的欧洲大陆一侧。意大利企图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控制地中海。

因此,与其说拿破仑没有继承大革命理论的衣钵,倒不如说他是革命者,特别是督政府时期的革命者所奉行的“现实”政治理论的继承者。他并未背弃《民法典》的原则,也没有否认法国的天然疆界:如果说执政者们甚至曾打算过树立权威的话,那么,可以说以上这两点已经很久没有在法国的外交策略中出现过了。拿破仑比前人更加幸运,他继续巩固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在他执政的头十年间,法兰西帝国不断壮大。借助法兰西军事力量的强势推进, 并且得益于拿破仑皇帝的创造性思维,帝国疆域呈现爆炸性扩张态势。“欧洲体系”的钟声已然奏响。法国的征服和统治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民法典》、废除封建制度(有时候是部分废除)、民族觉醒、自由及法治观念(依然模糊)等。

必须要承认,即便法国的官员和拿破仑的追随者们自认为传播新思想是他们的荣耀(拿破仑皇帝虽没有否认,但也并没有因此便将其当作自己的政治目的),传播“革命”原则只不过是伴随武力征服的诸多效果之一,并非武力征服的主要缘由。

当我们试图辨别促使拿破仑追求“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帝国”的原因时,当然不能忽视拿破仑的统治欲望:他对荣誉的追寻,他个人的野心,甚至不能忽视弥漫在他胸中那传播“大革命”或者“启蒙运动”思想的愿景。其中一切的因果关系都属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模式,但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后面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这个男人属于 18 世纪,也属于法国大革命,他醉心历史、渴望终结前人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在国际事务的推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面临决断时,他一步步摆脱了议会的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可以同时自由地从帝国的各方面属性(众多的人口、高度繁荣的经济、有序的财政等)以及帝国卓越的军事机器中受益。在执政府时期,尽管拿破仑接受他人与己辩论,甚至容忍别人修改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能够和塔列朗合作,但到后来,当他沿着自己制定的详细却永无定数的计划前行,并且该计划的发展变化始终难以预料时,他便再也不容许有人质疑他的权力。尽管拿破仑细心研读呈递到自己面前的材料和报告,工作勤勉,但他几乎不再征求同僚们的意见。他的每项决定都伴随着连珠炮似的命令和训诫,有时则是“刚出炉”的口述。因此,随着事态发展,他的命令极易发生变化。

拿破仑担任国家首脑期间,行为举止的首次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805 年的战场上。乌尔姆之战胜利后,塔列朗向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塔列郎建议战争就此结束,建议宽容地对待奥地利,甚至建议与奥地利结盟。这份报告准许将俄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将普鲁士框入德意志边境,保存奥斯曼帝国,同时迫使被孤立的英格兰接受和平。但法兰西外长并未听从这份报告中的建议。奥斯特利茨之战胜利数周后,拿破仑皇帝没有选择伸出友谊之手,相反地,他惩罚了奥地利,并且试图解决欧洲大陆的“体系”问题。这一体系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合约》的签订。1806 年 3 月,缪拉在贝尔格登基,约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为这一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拿破仑的对手,涉身这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人物 — 塔列朗被边缘化了:比如,在蒂尔西特谈判的过程中,他只扮演了一般的角色。这对他来说是种新的耻辱,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不管怎么说, 他再也不是 “后补部长” 了 (瓦雷斯杰尔)。当时,这两位法国的大人物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 “叛徒” , 而另一位是不纳进言的 “暴君” ,而是因为二人政见相左、嫌隙极深,同时两个人的世界观也难以调和。

个人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拿破仑皇帝与诸位皇帝会面,谈判的时候经常亲自上阵,根据需要推进或者改变计划。为顺应拿破仑政策的转变,法国外交部门几度易主:作为奥地利联盟与欧洲均势传统模式的拥趸,塔列朗让位给尚帕尼(1807 年 6 月~ 1811 年 4 月)。尽管这位前驻维也纳大使领导了在蒂尔西特确定的对俄政策, 但他还是被马雷 (1811年 4 月~ 1813 年 11 月)所取代,后者也是拿破仑的虔诚侍随者。在他任职期间, 法国同沙皇断交。 1813年秋天, 经历俄国战场 “可怕的大灾难”(玛丽 – 皮埃尔•雷),拿破仑的欧洲体系遭受决定性毁灭后,为了哄骗亚历山大一世,前驻圣彼得堡大使科兰古被拿破仑任命为新的法国外相。不论这些人在元首面前能力素质几何,甚至对于科兰古来说,不论这些人斗志如何,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影响拿破仑的意图。从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仑通过部分修改宪法,把法兰西帝国的“对外防御”任务委托给国家元首。宪法规定,他可以在谈判活动以及条约核准方面获得最高的话语权(共和十年宪法第 58 条)。共和十三年宪法第 50 条规定,宣战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但这条款项失效了:最常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办公室会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后面附有带地址的选票 — 必须表示赞同 — 这份文件充当了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仑皇帝作为军队统帅,战争才能举世闻名。 但他在处理以上事物方面也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

拿破仑顶多也就是会在以宣传为目的的时候才会尊重宪法的程序。 例如,经历了一场持续十个月之久的冲突后,为确保自己的主张得到贯彻,他在办公室紧急传达了《蒂尔西特条约》的内容。

法国的外交机构以及外交网络完全听命于国家元首。外交机构和外交网络重组,机构实力得到提升。到 1808 年,对外关系活动的预算从督政府时期的四百万法郎提高到近一千万法郎,数额与旧政体拨付给整个外交部的预算相当。拿破仑皇帝驻派各主要国家首都的使节们住着高屋大宅, 生活排场远近闻名。 这些人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法兰西帝国的伟大。

外交驻地网络的重建工作自执政府时期便已经开始了: 《亚眠和约》(1802 年)签订后,大使馆或公使馆的数量从 8 个增加到 29 个。但随后,隶属神圣罗马帝国或意大利王国的某些国家消亡了,因而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也被撤销。自此,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再发生过变化。与此同时,除欧洲外,法国在中东地区(阿勒颇、圣 – 让•德亚克等)、北非地区(亚历山大里亚、开罗、阿尔及尔、突尼斯、丹吉尔等)、美国(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等)或远东地区(澳门、广东等)的领事馆网络依旧保持着重要地位。

中央政府机构和各大使馆人员过剩的现象依旧十分明显。然而这些机构的行动余地却被一再压缩。他们被要求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皇帝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1804 年,拿破仑写信给驻里斯本大使 — 拉内将军,为自己辩护道:“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机构都不可能准确评估自身行为对全局体系所造成的影响。欧洲体系渐成,我们处理某个单一问题的方法都会波及其他。”在巴黎,那些来自拉贝斯纳尔迪埃和卡雅地区的人必须忍气吞声,尽管他们的能力并不逊于出身奥特理沃的首领。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但大使馆中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可言,例如阿尔基耶(供职于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斯德哥尔摩、根本哈根)、安德列奥西(伦敦、维也纳,而后是君士坦丁堡)、奥托(伦敦、慕尼黑,随后是维也纳)、拉弗雷斯特(慕尼黑、柏林,然后是马德里)或者布尔古安(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随后是德累斯顿)。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有的人并没有遵守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也没有按照命令函上的要求执行,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德•博阿内。他尝试—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 — 在西班牙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自由”阐释他自己所理解的拿破仑皇帝的意图)。具体表现为:亲近王储费尔南德,疏离国王卡洛斯四世。然而,当拿破仑皇帝决定扶持第三个人 — 通过他的哥哥约瑟夫登上王位这样的方式解决西班牙王朝的问题时,博阿内又不得不反过头来打压费尔南德。博阿内因此彻底失宠。

同所有的政府一样,拿破仑逐步“提拔”了一代新人:根据雅克•亨利 – 罗伯特的《拿破仑外交官大全》所载,1799 年至 1815 年间,法国共雇佣了 170 名外交官员,在这些人中,7 人入职见习于路易十五时代,19 人于路易十六时代,大革命时期有 38 人,执政府及帝国时期共计60%)。这些新官员是由他们的统领一手栽培出来的:只服务,无异议。当然,在从前的体制中,各部部长、驻各国大使以及履职各省的封疆大吏们的分量并不比现在要重多少,但是督政府 — 跟前任政府救国委员会一样 — 是集体决策机关,这至少为争论开启了一道门,也为外交官员的影响力留足了生存空间。但在类似拿破仑这样的人身上,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了。

话已至此,可以这样说,单凭一个人的力量 —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 — 就能把整个帝国拖入武力征服和统治之中,并且从思想和肉体上对整个精英群体设卡防范,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称霸之心,人皆有之。旧政权的拥趸梦想向自己的敌人,同时也是世仇 — 英格兰复仇。先进的革命者们则继续通过隆隆的炮声将自由抛向人民。温和派并没有彻底否定欧洲大陆体系。面对统帅的“天赋”,某些大使经常采取迎合的态度,然而,尽管那些纯粹是托制度的福才当政的人(马雷、萨瓦里、尚帕尼等)竭尽所能为拿破仑的政策服务,但却永远都不得要领。对经销商和供应商来说,亟待实现的好买卖不少,需要铲除的外国竞争者也很多。 就像驻奥地利大使梅特涅于1808年9月寄给内阁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军人“只追求伤疤与青肿痕迹”。剩下的“”分子时常支持或者鼓励统帅的野心,目的在于从中谋利,尤其当拿破仑萌生灾难性的想法时,诸如重新征服圣 – 多美各、重建奴隶制度或者轻而易举地攻占西班牙。可每当拿破仑皇帝从战场凯旋而归,他听到人群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或者各行各业的颂扬时,这又能说明些什么呢?

在对外政治领域,某一个人的想法和意愿并不能代表一切。这些想法和意愿必须要在一系列纷繁错杂的因果关系中找到正确的位置,必须立足于最广义的地缘政治概念、历史和经济基础之上。法兰西的敌对势力打着对抗“压迫者”的旗号,拿破仑主义者号称杰出领袖为全世界带去自由,但这两种想法的影响力都无法渗透到每个边边角角,当然不考虑其他人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他人的想法并非无足轻重。

如此一来,当理解拿破仑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解各国冲突的历史时,地缘政治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800 年至 1815 年间,内陆国家仍旧保持原样,岛屿依然被海洋环绕,对“完美”领土的向往以及对自然资源或是交通要道的贪婪欲望继续催动着那些心怀“国土”野心的领导人展开行动。围绕着河流、海洋、山麓、人口密度、宗教以及其他“地缘政治”要素的历史造就了他们的野心。这些亘古未变的东西在这个时代不会消失,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也从未消失过。如果这些东西震撼了欧洲历史,甚至催化了某些变革,那么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就算不上是一种突然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断裂 — 一种打破了延续数十年,有时甚至是数个世纪的,时常与政治纠葛不清的循环和演化的断裂。

法国和俄国依旧保持着欧洲大陆最多的人口;以多瑙河为重心,奥地利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德国的领土被划分成十余个国家实体;意大利沦为一种单纯的“地理上的表达”(梅特涅语),尚未看出政治上立刻获得统一的前景;西班牙王国拼命幻想自己实力强劲,他们认为南美洲领地的丰富的物产赋予了自己这种实力,但事实上,他们几乎快要控制不住南美洲了。再看另一组横向数据背景,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宗教之间的地区边界、 商业利益 — 我们不再称之为人口社会学 — 经济发展、大海的召唤 — 或者正相反 — 撤回陆地、军事传统等。如果说,在整个地缘政治领域里,必须研究某种思想的话,比如说革命战争和帝国战争中蕴含的极端复杂的因果性,我更愿意从两种不同的欧洲组织概念里寻求答案,彻底摆脱伦理道德的掣肘:“均衡”与“体系”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英格兰是捍卫前者的代表,而拿破仑的法国则创造了后者这个概念 — 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进行描述 — 并试图围绕着这个概念谋划欧洲大陆。

让我们在其中一项要素上多停留片刻。这项要素总是藏身幕后,除了能在弗朗索瓦•克鲁泽和皮埃尔•布朗达最近的文章中看到它的踪影之外,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把它当作优先考虑的对象:这项要素就是经济斗争。“大陆封锁”充分证明了经济斗争的中心地位。然而该事件并不足以为这个问题的深远历史下注解。事实上,欧洲大陆禁运英国商品只不过是 18 世纪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敌对状态更深远、更巨大层面的变体罢了。这种大陆级别的对抗绝非领土之争:双方没有任何直接的国境纷争。 相反, 虽然他们宣称反对 “雅各宾主义” 、 反对 “” ,但英格兰的精英分子也没有掩饰发动经济战争的企图。从波旁王朝的最后遗脉到拿破仑的陨落,在英吉利海峡的这一侧,法国人同英国人有着相同的情结。对封疆裂土的向往或是对“荣誉加身”的渴求,这一切都不能把法国的外交策略完全解释清楚。路易十五统治末期,舒瓦瑟尔难道没有承认为了抑制进而超越阿尔比恩的实力,法国必须暂时放下欧洲大陆的活动, 把精力集中在海外以及建立海上力量上面吗?从那时起,经济战争所需要的全部武器都被调动了起来:海关税率、控制原材料和海上航线、部分禁运、派遣海盗等。为给英格兰皇家财政最致命的打击,法国选择同“美国起义军”站在一起,法国的介入就属于这个范畴。

英格兰想在利益而不是道德领域获得平衡。因此,它将视线转向海洋,用武力建起一个又一个据点、港口,征服一片又一片领地。同时,英格兰也不会忽视欧洲大陆这条最主要的贸易出口。当然,英格兰必须控制几条大型海上航线,并且以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开普敦、马斯卡林群岛、芒什海峡以及赫尔格林岛作为航行支点,同时还必须保证欧洲客户的多样性和自由度。由于缺乏陆军,英格兰必须信任外交官和银行家,通过干预他国经济来抗衡实力强大到足以封锁欧洲大陆或是海军实力足以超越英国海军的敌人。他们有这样的意愿是千真万确的,对于这一点,英格兰的精英阶层承认得十分爽快。对他们来说,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紧密而不可分割。凡事都有两面性:在阿尔比恩的战争目的中并无消灭对手这一项,其中包括法国,自从法国放弃领跑欧洲大陆的意愿后,英国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因为最初,欧洲均衡的局势被理解成各方势力彼此中立。如此一来,和平带来的益处便可以维持下去。但是海军和工业部门的报告表明,这种英格兰式的“均势”是另一种控制形式的代名词,这种控制就是经济控制。因此,英式规划中的霸权主义色彩并不比革命时期以及随后帝国时期的法式规划要寡淡多少:英格兰人压根不在乎控制了多少土地或人口,他们在乎的是除掉殖民地的竞争对手、稳固本国工业、控制航行通道、占领欧洲市场。如果非得发动战争才能保持欧洲各国势均力敌并对外开放的话,英国也愿意借别人的手开战,包括向其他人借款。事实也正是如此,而英国的代价是背上巨额欠款。在这一点上,总是不乏愿意签字借钱的金主 — 商界对借款人信任有加。最终,尽管几乎从未派遣军队上过战场,但英国也没有在经济上“节省”下多少。

若要理解拿破仑时代的历史就不能不去理解法国外交的传统。 当然,我们目睹过太多的联盟轰然坍塌,甚至太多违背自然规律的纷争,然而在各国领袖以及领袖身边的人当中总是流行着一种偏好 — 他们倾向于把以上这些事件称为从前的例子。拿破仑是其中表现得最特别的一个。他一直把自己当成查理曼大帝的直系继承人,并从千余年的历史中汲取政治动力。更普遍的情况是在没有要求外交部提供服务,向他陈述某一问题的历史之前,他从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有时,他甚至要求将问题的历史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战争初始的几个月中那股思想上的冲动一旦降火,法国的革命者就不得不倒向那些历经考验的联盟体系。人们有时乐于把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说成是一种断裂,但若从前文的意义层面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类似的事实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英格兰意图继续在其优势领域控制岛屿、海峡以及属于葡萄牙和荷兰的航海陆上补给地。面对南方的奥斯曼帝国,俄国在波兰问题上视奥地利为利益同盟国,然而对方却并不这么认为。巴伐利亚期盼获得法国保护,以免被南部的奥地利以及北部的普鲁士一口吞掉。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大炮步步逼近促使巴登和符腾堡走进同一阵营。1806 年,信奉新教的萨克森(却由一位天主教徒统治)有些日子错误地加入普鲁士联盟,随后,为了壮大自己、抵抗邻国,它又像从前一样继续寻求巴黎的支持。总体而言,其余国土面积不甚辽阔、实力弱小的众德意志邦国也在试图通过与非日耳曼势力结盟的方式摆脱普鲁士或奥地利的控制。 法国毫不犹豫地同土耳其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法国认为波兰事件与自己有直接关联。从路易十五时代开始,法国便从原则上放弃了黎塞留制定的削弱奥地利的方案: 《吕内维尔协定》 (1801年)、《普雷斯堡协定》(1805 年)以及《美泉宫条约》(1809 年)生效期间拿破仑曾短暂重拾该项原则。

欧洲各大势力各怀鬼胎,心思复杂,这就解释了反法大同盟无法成型的原因。事实上,拿破仑体系长期以来是为参与该体系的其他国家而不是法国带去实惠。直到 1813 年下半年,一个广泛的同盟才最终形成。这是英国外交的胜利。英格兰人调动他国的怨恨情绪,利用经济和财政手段,面对威胁以及压力的时候毫不退缩。采取这样的方式取得的效果远比挥动欧洲大陆的“自由”旗帜要明显得多。最终,英国用一个小小的共同目标就把整个欧洲团结在了一起。法国的优势与每个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然而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潜伏的各股势力则重回旧路。维也纳会议期间,昔日的盟友友谊终结,1815年元月,奥地利、英格兰与普鲁士、俄国之间战端重启。拿破仑的法国渴望在欧洲获得优势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统治更宽广的海域以及更多的殖民地。但当时国际生活的其他参与者答应他的计划吗?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大不列颠对涉及自身的问题说了“不”。欧洲其他各大势力,所有有实力的候选者都是一丘之貉。通过吞并土地或者推进地缘经济,他们即便不打算称霸欧洲大陆,至少也希望增强自身实力。除法国外,欧洲大陆上四个主要国家(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意图经常与其邻国格格不入。可以这样说,身为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欧洲不需要法国大革命,也不需要拿破仑。

如此一来,奥地利做好了准备,准备在普鲁士伸向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遗骸的手上狠狠地咬上一口。自 1790 年起,神圣罗马帝国就已经病入膏肓了。1800 年至 1805 年,奥地利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因此终结。不过,维也纳当局也有一份进攻战略,他们计划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半岛地区靠近巴伐利亚公国和波兰一侧或者东线和南部边境开疆拓土。在大革命开始之前,奥地利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非常重视与法国的同盟关系。1778 年至 1779 年,吞并巴伐利亚公国东部地区的企图的落空 —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之战 — 主要归因于凡尔赛宫的中立态度。这表明,在路易十六和魏尔珍支持维持欧洲均势的年代,奥地利企图在德意志地区发展壮大的计划受到诸多限制。奥地利野心勃勃,依旧对维特斯巴士的领土垂涎三尺。面对这种情况,1805 年和 1809 年的两次战争均始于奥地利人入侵巴伐利亚公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普鲁士的政策也以领土欲求作为标志。一切能扩大并保护布兰登堡的行为都能勾起柏林的兴趣:波兰的一小块领土(因此引发与俄国及奥地利的摩擦);萨克森的一块走廊地带(与奥地利有冲突);吞并汉诺威(与英格兰有冲突,英格兰国王是汉诺威王朝的后裔);向南部推进,以便在同奥地利就比利时问题的谈判中居于强势地位(与普鲁士在克里夫斯问题上所站的立场接近)。柏林调兵遣将,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信奉新教的国家中的影响力,对所有视维也纳政府为猎食者的国家表现出理解。甚至从 1795 年至 1806 年间,当普鲁士被视作中立国时,普鲁士政府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外交目标。他们同拿破仑讨价还价或者施以小恩小惠,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目的。在某些时候,在柏林和巴黎,都有一些人认为法普联盟再一次把欧洲的水搅混了。1806 年的战争以及《蒂尔西特条约》打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通常,俄国当自己是欧洲国家: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欧洲身份一天未获承认,俄国一天不会停下脚步。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欧洲身份,俄国马不停蹄地向北部以及西部进军(北欧国家、波兰、德国);为了打通进入温暖海域(尤其是地中海)的通道,俄国向南不断扩张,甚至到了凯瑟琳二世时代,将君士坦丁堡打造成“新罗马”成了俄国扩张的新动力。这些计划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被重新启用,沙皇俄国把欧洲各方势力搅了个晕头转向:与法国和英国争夺地中海;对芬兰领土的胃口令瑞典心存不安;在波兰、德意志诸国、巴尔干半岛诸国问题上,奥地利和普鲁士感受到威胁;当然少不了奥斯曼帝国,据我们所知,在圣彼得堡能找到不止一份写满进攻奥斯曼帝国计划的图纸。西方界普遍瞧不起俄国,对俄国扩张企图的担忧加剧了这种鄙视心理,他们鄙视这个国家的人民,把俄国人看成是“来自北方的野蛮人”,他们也瞧不起俄国沙皇,嘲笑他有“亚洲人的荒唐念头”。

因此,欧洲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股势力的野心与诉求、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因素跟十年或者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法国大革命头几年那“思想”上的冲动过后,从前的外交策略卷土重来,只不过具体做法和基本原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变化的还有参与其中的演员们,其中走在最前列的就是拿破仑。

提及拿破仑时代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人们脑海中便会立刻浮现出法国与英国、俄国、奥地利以及普鲁士之间的纠葛纷争,有时候可能还会联想到法国与当时被称作“第二集团势力”的德意志王国及德意志公国(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巴登等)、瑞典,甚至与西班牙的关系。法国与这些国家同样裹葛不清、争端不止。当然,梅特涅体系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这种对外交往时常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透过“拿破仑式的”战争,随军记者中的拿破仑主义者们往往喜欢将那些伟大的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光荣反响拟成爆炸性的新闻,克莱门斯并且乐于传播这样的新闻。因此,法国执政府时期以及法兰西帝国时期的对外政治时常被简化成 ——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况时——各种武力的对抗。

本书探讨的是拿破仑的外交问题,书中既涵盖了“中心问题”(法兰西帝国),也详述了拿破仑时代法国与欧洲、非洲、东方及美洲等“周边问题”。

专题一,涉及“中心问题”。本专题将对拿破仑的欧洲计划进行概述。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我们努力在书中将这一计划(合理地)理论化。在他的计划里,这位法兰西人的皇帝自称查理曼大帝的“继任者”,他甚至认为,如此的自诩行为既合理又合法。不过,查理曼大帝对拿破仑的施政行为不可谓毫无影响,本专题将对此进行评论。

专题二,本书将把我们领向地中海的另一边,聚焦埃及战役的前世今生,并将战争的原因重新置于大的外交背景中进行考量;深入研究拿破仑时代法国与摩洛哥——一个虽屈膝于欧洲争权诸公的强大压力但仍保持独立的旧王国——之间的关系。

专题三,介绍拿破仑对欧洲三个地位不同的地区的政治策略:旧式王国,即西班牙王国,彼时的西班牙为封锁西欧并为达成与英格兰争夺制海权的企图而与法国缔结成强大的联盟;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向往脱离联合王国,法国政府幻想这部分地区成为“英格兰版的旺代省”;没有国家的民族——波兰民族,小国“华沙大公国”是该民族的代表,它是法国的伙伴国,同时,当法国面对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时,它是对外政治的永恒的关键所在。

专题四,带领我们横跨大西洋。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年轻的美国与法兰西帝国之间极其特殊的关系;最后,讨论围绕恢复奴隶制度这一棘手问题,波拿巴对安的列斯群岛的政治策略。

每个章节研究的内容相互独立,但是,我希望把这些研究纳入一种研究拿破仑功勋的方法——客观、毫不夸张、尊重历史的方法中去。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雅克•约库和让•图拉尔主编的刊物收录了几篇我的早期文章,以及十年后法亚尔出版社的德尼•马拉瓦尔出版了我的作品《大执政府时代》 (1999年)以及《法兰西第一帝国新史》 (四卷,2002~2010年)以后,我便开始尝试遵循这种研究方法了。

CBA湖人帮教练聚首:学习三角进攻至少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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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外援前几年有“火箭帮”之说,今年已经发展到了“掘金帮”,而教练员则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湖人帮”。上海男篮的主教练帕纳吉奥、浙江广厦队主教练克莱门斯以及上海队顾问兰比斯,都曾是湖人队的助理教练,都曾辅佐过“禅师”菲尔杰克逊。

巧的是,今晚在这里开始的CBA季前赛浙江赛区,上海男篮与浙江广厦分在一起。于是,有了“湖人帮”在中国见面,有了记者的现场采访。

帕纳吉奥告诉记者,昨晚他们三人见了面,也一起吃了饭,“不过我和兰比斯吃中餐,克莱门斯吃炸鸡和薯条。”

“今年整个夏天我们三个人没碰到过,尤其跟帕纳吉奥,我们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克莱门斯说,“这次我们三个人能相聚在中国,很高兴,太有趣了,大家都说没想到。”

兰比斯则说,如果NBA(微博)继续停摆,他在上海的时间会更长,所以他们三人还有得聊。

“湖人帮”在一起,就得谈三角进攻。记者了解到,在菲尔杰克逊门下,克莱门斯是排位靠前的助理教练,兰比斯曾经是防守教练,帕纳吉奥是战术分析教练。记者问克莱门斯“为什么不在广厦队教三角进攻”,克莱门斯回答说:“我与浙江广厦队仅签约一年,帕纳吉奥跟上海队签了四年,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灌输三角进攻体系。”

“我们三人也谈中国球员和NBA球员的差距”,克莱门斯强调说,“这并非是说中国球员接受和理解能力差,而是个人能力上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奥尼尔科比在初接触三角进攻时,也得学习,教练员也得耐心教。”

克莱门斯认为:“三角进攻并不复杂,如果球员基础好,学起来不会太难。”他强调,三角进攻的关键点是场上球员要会“分享球”,三角进攻的基础是场上球员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空间,人和球都要不停地移动,克莱门斯教练球员要会传球和转移球。一个球员在前场长时间地运球,这绝不是三角进攻。

克莱门斯说:“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球队教三角进攻体系,至少要一年多时间。”他有点遗憾地说:“帕纳吉奥有这个时间,我却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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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科尔多瓦的浓郁伊斯兰风味

西班牙的科尔多瓦(Cordoba)迄11世纪初为止是伊斯兰教主要都市之一,当时市内清真寺林立,高达数百,文化灿烂辉煌,盛极一时。现在为工业城市,并且是附近小麦、橄榄、葡萄等农产品的集散地。

科尔多瓦与格拉纳达、塞尔维亚鼎足而立,是南部安达路西亚地区的三颗珍珠。昔日曾为回教王国首都,回教徒曾在此地兴建了300座以上的清真寺及宫殿,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都市及学术中心。科尔多瓦的繁荣时期始于8世纪,当时摩尔人占领西班牙。在这段全盛时期,约三百座清真寺,数不清的宫殿和公共建筑在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竞相建起,争奇斗艳,宏伟壮丽。13世纪西班牙圣。费尔南德三世时,科尔多瓦大清真寺被改建成大教堂,一些新的防御性建筑也建起来,特别著名的有基督教国王城堡和卡拉奥拉高塔要塞。

到13世纪,王国渐渐势微,在1236年时在基督教的卡斯提尔王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本市,从此回到了基督徒的统辖天下,但并没有能够完全清除伊斯兰人和犹太人对这里的影响。只要穿过白色房屋连绵不断的犹太人区,往清真寺方向走上一段,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这里的犹太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气息。

科尔多瓦古城比一般欧洲古城都要大得多,因此在这里徒步旅行并非明智之举,而乘坐马车进行环城旅游的费用又实在太高。现在,一种外形可爱的迷你电动车取代了传统的四轮马车,成为科尔多瓦古城的新型观光车。除了具有无污染、噪音低等优点之外,这种电动车还十分易于驾驶。千万不要小瞧它,迷你电动车上装备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只要轻轻触动萤幕,游客就可以对周围景点的具体方位了如指掌。此外,电动车上的电子记忆体里还存有150多个旅游景点的文字图片介绍。可以想像,科尔多瓦古城当游客驾驶迷你电动车穿行于科尔多瓦古城的街道中时,心情一定不错。

科尔多瓦历史中心保留了中世纪的规划和街道狭窄的奇特布局,广场,大街,漂亮的水池和精巧的花园巧妙地融入城市景观。城市依傍蜿蜒的河岸建立起来。罗马桥在历史上为广大地区提供了交通便利,至今提醒人们注意,科尔多瓦的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

同城市布局一样,科尔多瓦的当地建筑使人们想起摩尔人统治的年代。在栅栏围拢的庭院四周建造的房屋之外,各种纪念建筑为城市的各个历史时期提供了见证:罗马帝国遗迹,摩尔人建造的尖塔和阿尔莫多瓦尔大门,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redlegcalls.com/,科尔多瓦犹太教堂,以及各种基督教纪念建筑,包括重建的阿尔卡尔,卡拉霍拉塔楼,无数的慕达尔教堂和哥特式建筑杰作。

来科尔多瓦的车都停靠在城市的北部,即1994年才建成投入使用的新科尔多瓦车站。从车站到旅游资讯处有大约1公里的距离,在那里可先领取一份城市地图,也可免费预定宾馆。在科尔多瓦,还有两处资讯处,其中一处位于科尔多瓦的象征──梅斯吉塔,即清真寺对面,另一处位于清真寺北侧的小巷子进去后的胡达-雷比广场(Plaza De Juda Levi)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城市一角,集中了科尔多瓦的大多数观光景点,与此相比,城市的中心位于坦蒂里亚斯广场(Plaza De Las TEendillas)附近。广场的正中间立著一尊铜像,而广场的周围则是银行和餐厅集中的区域,从这里延伸出去的Jose Cruz Conde和Conde De Gondomar两条大街上,终日是来购物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清线世纪中叶开始动工,其规模仅次于麦加的阿卡巴大寺院,成为伊斯兰教中心,据说当时可以一次容纳2万多信徒。数世纪后,卡洛斯五世在寺院的中央设置了文艺复兴式的教堂,从而形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存的一种特殊气氛的建筑物。进入了以穆德哈尔样式的雕刻所构成的免罪之门(Puerta del Perdon),就是橘院(Patio de los Naranjos)了。经过这里的橘子树与椰子树,再进去便是椰树枝之门(Puerta de las Palmas),内部林立著数百根以大理石及花岗岩做成的圆柱,支援著粗大的红色线条纹彩的拱门,构成一种幻想空间。

阿尔卡萨城(Alcazar):由阿尔芳索十一世于14世纪将之改建,曾经是基督教徒统治时代的国王的宫殿,还被作为对异端学说进行审判的宗教裁判所使用过。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庭园和古罗马时代的彩色镶嵌瓷砖等展品,从承包的高塔里还可以看到古罗马时代修建起来的古罗马桥,不过这座桥曾经被战争毁坏过,现在人们能看到的已经是经过了历代修缮以后的面貌了。

犹太人区(Barrio de la Juderia):安达路西亚独特的狭窄街道,那白墙的房屋,各家美丽的院子,任何人都会为之陶醉。绘画的磁砖、喷水池、观叶树与花木的盆景、铁栏杆,每样都装饰得十全十美。在此附近有一所陈列著名斗牛士马诺列德遗物的斗牛博物馆(Museo Taurino),院子的周围排列著El Zoco(摩洛哥集市)的民艺店,以及14世纪具有穆德哈尔风格的犹太教教会。

波特罗广场(Plaza del Potro):位于犹太人区的东侧的波特罗广场上,有一家据说塞万提斯曾经投宿过的,在《堂吉诃德》中出现了的波特罗客栈。另外,广场的对面还有一座托莱斯美术馆,里面为参观者展示了19世纪末期出生于科尔多瓦的艺术家弗里奥罗米奥德托莱斯的不少作品,从这里再往东走,有一家叫做坎波斯小酒馆(Bodega Campos)的酿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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